董建华

董建华，大紫荆勋贤（Tung Chee-hwa，1937年7月7日－），人称董伯伯，籍贯浙江舟山（原宁波定海县），生于上海。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长官（1997年7月1日—2005年3月12日），现任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董建华于1996年12月11日在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当中，击败杨铁梁、吴光正及李福善等三名对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行政长官竞选中胜出，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任为第一位香港特区首长。在其首个五年任期完结后，由于缺乏其他候选人前来竞逐，董建华于2002年7月1日获得连任；其任期原于2007年届满，但董建华在2005年3月10日以健康为理由，特向中央人民政府请辞，后于3月12日获接纳。同日，他就任第十届中国政协副主席，职位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级别。

在其就职行政长官任内，香港曾爆发多场大规模示威，而他的多项政策亦受到争议，间接导致多位高官相继离任，同时民间要求普选的声音亦转趋强烈。

2006年7月1日，董建华获颁大紫荆勋章。2008年3月，他因被推选而获得连任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副主席职位。



背景

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船王董浩云的长子。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船坞工程毕业后，曾于美国公司任职，后来回到家族公司东方海外工作，直至担任香港行政长官。

董建华亦曾是彭定康时期香港行政局成员之一。于1997年当选首任行政长官后辞职。

董建华与赵洪娉育有三名子女（立均、立新、立筠）和九名孙儿。

董建华工余喜爱阅读，尤爱读传记、历史、经济与国际时事书刊；此外，也喜爱运动，如远足、太极和游泳。早年居于英美两地，加深了对足球、篮球和美式足球的认识，也培养起浓厚的兴趣。

1981年董浩云逝世，东方海外交予董建华打理。1985年，东方海外濒临破产。霍英东在1986年注资使其渡过难关。



行政长官时期

任内施政


董建华早期推出多项长远计划，涵盖经济、教育、医疗、房屋、公务员体制等领域，但多项措施在推行时，除了成效不明显，亦一举挑动各个层面的不满。2000年他在未经公开招标下，将“数码港计划”交予盈科数碼动力开发，部分舆论认为事件成为董建华政府的分水岭，他随后的政治失误及对政治改革的保守态度，进一步推使其支持度大幅滑落。2002年董建华民望持续下滑时，他在没有竞选对手愿意参选的情况下连任行政长官一职，2003年7月1日，终引发香港约50万人举行历来最大型的反政府示威。虽然中共中央多次表明支持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但一年后的7月1日，约50万人再举行反政府示威，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以身体不适为由提早离职。
董任内建议／推行之重大计划包括：

母语教育／中小学一条龙政策──这项由梁锦松主力推动的计划，建议全香港所有中学与小学衔接，采用母语教学。所谓“母语教学”，就是采用大多数学生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广东话作为授课语言，而非英语或普通话。这政策被指导致日后香港学生的英语质素下降。

八万五建屋计划──1997年宣布，拟每年兴建85,000个房屋单位。但因亚洲金融风暴，楼价中途剧跌愈五成，故未能完成所有拟定房屋建设项目。但董及政府一直并无表明政策改变，直至2000年6月一次记者访问中，当被问及会否修订“八万五”目标时；董才突然表示“八万五政策自1998年已未再提起，亦已经不再存在”。引来“不提及等同不存在”的笑话。

中药港计划──1998年始，拟提高香港对中药的认证能力，及令香港承包更多中药生意。中药港虽大作宣传但成果不着，现在计划已不知所终。

解散两个市政局──1999年，政府因为当时九龙市政总署员工偷懒的事件，著令孙明扬暗中筹划解散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及其关连政府部门，并重组成日后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食物环境卫生署。然而在计划筹备的期间，孙明扬在一次宴会中醉酒，在记者面前漏了口风。在杀局之后，多次因为分工问题使不少卫生问题变得无王管。

数码港计划──2000年始，拟兴建数码资讯为主的经济项目，但大部分资金还是流向房地产。房地产的兴建更不采取本港惯用的招标承包方式而转向私人地产商(“盈科数码动力”，即今“电讯盈科”)委托协办。数码港计划对经济增长帮助并不明显，结果数码港只变成一地产项目，并交由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任内重大政治事件
胡仙案

1998年3月17日，廉政公署拘捕星岛新闻集团3名现任或前任行政人员，指控他们夸大《英文虎报》和《星期日英文虎报》的发行量，串谋诈骗广告客户。星岛新闻集团主席胡仙女士被当局认定是串谋者。然而到起诉时，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认据不足和公众利益为理由，决定不检控胡仙。其余三人则被判处入狱四至六个月。

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明显地偏袒胡仙，因为其余被告的起诉书中，起诉的罪行中有“与胡仙合谋”等字眼。当局考虑的“公众利益”包括一旦胡仙被起诉，星岛新闻集团的2000名员工可能会失业。事件被民主派认为是对香港法治的严重冲击，一些人认为星岛新闻集团的中资背景及胡仙与中方的关系使她能被免于起诉。但亦有部分团体认为这是合理的决定。

事后，香港大律师公会在1999年2月10日发表声明，对律政司就胡仙案件拒绝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表示遗憾。在3月5日的声明中，公会更指责“特区政府最近一连串的行为，令人感到它已将秉行公义必须有目共睹这原则抛诸脑后。律政司司长交代决定不起诉星岛集团主席胡仙，并否决向外寻求独立法律意见的提议，以及她向终审法院申请澄清有关无证儿童一案判词的手法，便是两个明显的例子。特区政府不断为这些事件的态度辩护，只会加深大众对法律制度能否秉行公义有着猜疑。” 在3月10日，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在立法会提出对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的不信任动议，但在亲政府阵营的反对下遭到否决。



居屋短桩事件

1999年1月，居屋短桩事件首次曝光。廉政公署调查发现，东涌新市镇第30区第四期工程的商场和停车场工地出现严重的偷工减料，有10多根桩柱比合约规定的长度短了近一半，达10多米，整个建筑物有潜在的倒塌危险。到了3月，第一期和第三期的居屋的地基也被发现短桩情况。香港房屋委员会指示房屋署进行调查，先后再发现元朗天水围天颂苑、沙田圆洲角愉翠苑、葵涌石荫邨第二期商场都出现严重的短桩和偷工减料问题。当中愉翠苑的两栋居屋有即时倒塌危险，需要拆卸重建，天颂苑也需要进行修补工程。此乃香港公营房屋史上最严重的丑闻，有过百人在连串事件中被捕。

房屋署的内部调查中，有18名疏于职守的职员被处分。很多议员和市民都认为房委会和房屋署的官员要为监管不力负上政治责任而辞职，他们把矛头指向房屋署署长苗学礼和房委会主席王䓪鸣。董建华力保两人，指王、苗二人一旦呈辞，会引起“行政和法律真空”。 当时香港未实行高官问责制，主要官员都是公务员，他们需要政治中立，不需负上政治责任。后来民主党在立法会提出对房屋署署长苗学礼和房委会主席王䓪呜的不信任动议，在泛民主派、自由党、民建联（除行政会议成员的谭耀宗外）支持，港进联弃权。以39票赞成、9票反对、6票弃权、4人缺席投票下获得通过。王䓪呜在议案表决前宣布辞职，但苗学礼则拒绝请辞，继续留任房屋署署长。但王䓪呜转眼间却出任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

这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有对官员的不信任动议被通过，虽然动议没有任何约束力，但也使政府承受庞大政治压力，特别是一直被视为“保皇党”的民建联、自由党在事件中因为不同原因“背叛”了政府，更加深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僵化。



居港权问题及第一次人大释法

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对一宗案件的判决引起居港权争议。这判决令香港人在中国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包括私生子女在内。

据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第24条的理解，当时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估计在10年内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这将会为香港社会带来沉重的人口压力。政府认争那些移民属低学历和低收入，香港的经济模式又正在趋向知识型，所以那167万人极有可能会加重政府负担、拖慢香港经济转型和令香港的生活水平倒退。其后多位高官指出为了应付这167万人，香港未来10年需要兴建数目庞大的学校、公屋和医院。因此，叶刘淑仪联同当时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到北京寻求人大释法。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修改《基本法》以平息争议。然而，香港特区政府选择向人大寻求释法。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只有香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婚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权，非婚生子女及出生时父或母仍未成为香港居民的则没有居港权，而使有权来香港的人数减至20万。

虽然人大常委会拥有《基本法》最终解释权，但有香港的法律界人士认为人大释法有损香港的司法自主。当时一批大律师佩戴黑纱，从终审法院游行到政府总部，抗议人大释法。



港大民调风波

由于香港大学公布的民调显示董建华的民望不断下滑，在1999年1月，行政长官办公室特别助理路祥安，透过当时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及副校长黄绍伦向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计划主任钟庭耀博士施压，要求停止发表对特首施政不利的消息，否则会逐渐收紧（即黄绍伦向钟庭耀说的“阴干”）民意研究计划的经费。此举乃严重干预了香港的学术自由，在基本法下可能已属违法。郑耀宗及黄绍伦因此事辞职，路祥安则在董建华的力保下得以留任。董建华虽然没被证实事件和他有直接关连，但他及特区政府的声誉亦因此受损。



数码港事件

在2000年，政府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把钢线湾临海优质地皮免地价批与李泽楷的盈科拓展，意图发展成类似美国的硅谷的高科技中心。然而，此举引起官商勾结的指控，当时各大地产商都强烈不满，指政府偏坦李嘉诚家族，数十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产商人到政府总部与董建华会面表示抗议。事后数码港变成了地产项目，盈科则获得丰厚利润。



陈方安生离职

陈方安生在1993年11月29日获港督彭定康任命为布政司，成为香港公务员之首，地位仅次于总督。然而，在主权移交前，中英双方在政制发展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彭定康被中方指责为“千古罪人”，当时政府高层华人官员在主权移交后被一些左派视为“港英余孽”，陈方安生更是当中之首。

主权移交后，陈方安生成为特区首任政务司司长，但坊间一直有传言指董建华和陈方安生存有不和，又与北京在治港政策上不咬弦，结果她在2001年被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邀请”上北京述职，期间被要求要好好支持行政长官。很多人都认为，陈方安生这次述职其实是被钱其琛召见“问话”和“训话”，当时陈方安生亦有向钱其琛解释香港公务员制度的运作。这次述职后，陈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2001年4月30日退休，结束长达三十八年又七个月的公职生涯。虽然媒体普遍报道她的辞职是因为和钱其琛的“训话”有关，但被她加以否认。此外，她和董建华亦否认二人存在不和。2007年6月，陈方安生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透露，她是因为无法说服董建华放弃推行高官问责制而辞职。

陈方安生辞职后，政务司司长一职由曾荫权接替。